“近平同志把人民看得很重，人民也把他看得很重 ...-新华网

赵德润：改革开放初期，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带领人民改写了“高产穷县”的历史，我有幸见证并记录了这段历史。我一直不知道这篇报道是“第一次”。十八大之后，《人民日报》推出一个重点报道——《七常委与〈人民日报〉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这个报道把每一位常委第一次被《人民日报》报道和署名文章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情况做了梳理。我后来得知，发表在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二版的通讯《正定翻身记》，是习近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而习近平同志署名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同年12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84年这一年，习近平同志两次上《人民日报》，这也正是他在正定干得风生水起的一年。赵德润：不是。一般说来，记者采写文章，有“规定动作”，也有“自选动作”。《正定翻身记》这一篇不是“规定动作”，不是谁派的任务，而是我的“自选动作”。1984年，我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的经济模式也正处于变革和争议的初期。石家庄地区是我国北方的粮食高产区，而正定县特别突出，是河北省第一个粮食亩产“过黄河”“跨长江”的县，也是有名的“高产穷县”。粮食产量很高，老百姓却很贫困，甚至吃不饱肚子。实际上，整个石家庄地区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是正定更具代表性。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当时农村经济受“以粮为纲”的束缚。那个时候，新华社发过《从“极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等文章，主要报道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给农民更多自主权，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些报道有些是我参与的，有些是分社其他记者写的，在当时比较有影响。人们由此更加了解“以粮为纲”的禁锢，导致农村多种经营发展不起来、群众生活贫困等问题。例如，有很多地方不允许农民种棉花和瓜果蔬菜，为了保持“粮食高产县”的桂冠，粮食种植面积说什么也不能降下来;甚至有些地方，农民自己种了瓜，大队干部还要给犁掉，重新种上粮食。有一篇文章《毁瓜的风波说明了什么?》，专门批评了这件事。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化变迁、新旧思想交锋、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识亟待转变的时代，我自己对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就一直寻找农村变革的典型。有一次，我参加河北省委一个会议，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同志向我介绍了正定县的变化，说来了一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思想解放，工作干得不错，很快改变了正定县的面貌。会后，我专门收集了正定县的相关材料，发现这个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群众收入显著提高，粮食产量却没有掉下来。也就是说，这个典型的“高产穷县”保持了高产，同时也摘掉了“穷县”的帽子，发展工副业对粮食产量并没有产生不利影响。我眼前一亮，决定抽时间到正定一探究竟。于是，通过正定县通讯组长高培琦与习近平同志约好时间，就直接跑到正定去了。赵德润：那天是1984年4月17日，正定离石家庄很近，路上没用多少时间，我很快就到了县里，见到了习近平同志。我们第一次见面谈话时间不长，习近平同志介绍了正定“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城乡经济发展概况，他建议我先下去看一看。正定所有的乡镇、村庄、农户随便看，想看哪里就看哪里，好的差的都看看。看的过程中，可以随机找人谈话，了解真实情况，回来再细谈。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他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那年31岁，身材修长，年轻老成，讲话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我采访过很多县委书记，而他的那种从容、自信和坦率，却让我刮目相看。相当多的地方对上级考察和记者采访，多半都是捂着差的，给你看好的;留着劣的，给你说优的;领你去看的，大都是精心挑选的。上级满不满意，关系重大，自不必说了。新闻记者的报道影响广泛，写出来的东西，同样也关系着干部的政绩和前途。习近平同志让我自己去看，随便看，随便找人谈，足见他对整个正定县的发展有充分的自信，而且不避讳存在的问题。当时，正定县委只有一部草绿色的吉普车，习近平同志就把这部车派给我了，让高培琦陪我采访调研，当天我们就下去了。一连3天，我们跑了正定城乡很多地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典型。在乡镇、企业、学校和农民庭院里，广泛接触乡村干部和从事不同职业的普通百姓。赵德润：第二次谈话非常关键，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更加深刻了。4月19日，记得是在县委会议室里，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我们从县情谈到国情，从经济发展战略谈到切实改善人民生活，从人才培养谈到借助专家学者的智慧。话题虽然广泛，却始终围绕着如何改变“高产穷县”的面貌，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昨晩查阅了当年采访习近平同志的笔记，上面详细记录着他那天的谈话。1985年春天我从河北分社调到河南分社，留下了这份采访笔记，否则记忆力再好，也难以记住33年前的谈话细节。重温当年的谈话，我感到，习近平同志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就善于从大处着眼思考发展战略问题，他的谈话富有远见卓识，体现了一种大格局。谈话的开场白，习近平同志说：“一个县的工作要想做好，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基础。如果思想不解放，思路不清，精神不振，就什么都干不成。”习近平同志接着讲到规划问题，他说：“正定要发展，首先要研究正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正定实际，制定一个10到15年的发展规划，然后再考虑当前需要干什么。有了清晰的思路，才能使工作稳步推进。要下决心改变过去那种‘盲人骑瞎马’的状况。正定县的规划，经过充分研究、讨论、取舍，成熟以后，再通过人大的立法固定下来，不能朝令夕改。”谈到正定“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新战略形成的过程，习近平同志说，除了他和县委、县政府的调查研究，专家顾问团的作用举足轻重。“背靠大树好乘凉。”正定县在全国聘请了几十位有名的专家学者做顾问，其中就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教育学家潘承孝等人，全县的每一个乡镇也都“对口”请来专家当顾问。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当然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但是现在我们的人才还没培养起来，就像自己栽的小树没长起来，要借一借大树的荫凉，大树就是这些专家，他们对正定的科学决策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和我们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十分吻合。“半城郊型”经济就是习近平同志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和经济学家于光远反复讨论提出来的。他把“半城郊型”经济解释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概括为“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20字方针，这个解释和概括准确而生动，放在今天看都很精彩。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正定，南面、西部毗邻石家庄，县城离市区15公里，离得多么近。而且，有2条铁路和4条公路与城市相连，交界线长达29公里，这是很独特的条件。如果靠城不会吃城，那就是傻瓜!”习近平同志还谈到正定县对古建筑和文物的保护工作。正定县城里有一座隋代建的寺院叫隆兴寺，人称“大佛寺”，已经年久失修。正定还有一个临济寺，比隆兴寺还早46年，是佛教临济宗祖庭，但寺庙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佛塔。习近平同志及时拨款、筹款，修复隆兴寺，恢复了临济寺。当时，县财政的钱不多，县委、县政府办公条件都很简陋。习近平同志拨款修缮农村小学，发展生产，没人有异议。拨款修复寺庙，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却是有一些争议的。那个时候，毁庙砸佛像的十年浩劫才刚刚结束没几年，许多人还把宗教文化当成是迷信、“四旧”来看待。习近平同志说：“这些可都是国宝啊!一旦消失，就永远看不到了。我们保护和修复文物，既是对祖先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况且，这些文物古迹修复好了，将来可以发展正定的旅游事业，给正定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30多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年轻县委书记的远见卓识。现在，隆兴寺、临济寺等文物古迹，不仅拉动正定旅游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正定这座千年古城的标识和文化名片。赵德润：采访中，我看了一些和石家庄毗邻的模范乡镇，也看了一些相对落后的乡镇，可以说发展快的和慢的地方，我都走到、看到了。我不仅到各个乡镇，还到村里，到农民家里去看，看得比较深入，前后持续了半个多月。我印象中，发展比较快的有20里铺、西兆通、南村。这些地方依托城市，靠城吃城，对习近平同志提出的20字方针贯彻得很好，对具体如何“投其所好，供其所需”也了解得比较清楚。我发现正定农民的素质和精神面貌正悄悄发生着变化。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城里人穿西装的都不多，农村穿西装的更是罕见。我到南石家庄村去看一个养殖公司，这是五户农民合资办的公司，公司在当时就很先进，有实验室，还有科研项目，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比我们穿得还带劲，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还向我咨询哪一款高档照相机性价比更好。我发现正定农民嘴里流行词很多，意识挺超前，思维也很新潮，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简直忘记了他们是农民。小马村37岁的党支部书记张福斌带领群众搞工副业生产的事迹，一时传为佳话。他从报纸和刊物上研究市场紧缺的商品，并且去实地考察，还和习近平同志请来的专家顾问一起研究，请他们帮助出主意。专家论证之后认为可行，他就跟村民一起集资100万元办了一个生产化工产品的企业，把20名工人送到西北大学去培训。很多人看到100万元这么大的数字，都替他捏了一把汗。这位村支书却很自信地说：“习书记请来的这些专家，帮我拿定了主意。我相信他们的科学论证不是随便拍脑瓜。一旦办成了，一年就能挣60万元，第二年就可以收回投资开始盈利，这可是棵摇钱树。”后来，这个企业果然成功地办起来了，效益超出了预期。正定采访，使我深刻感受到，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从内到外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素质提高了，懂得了商品经济，懂得了怎样去致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比什么都重要。习近平同志当年培养的一些典型，现在都成气候了。比如，他一直关注和支持的留村乒乓球学校，在他建议下搬到县城建分校，现在已经发展为国内外闻名的乒乓球训练基地，被誉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的摇篮”。我在调研时认识的一位农民企业家，现已成为金河集团董事长。他一开始开拖拉机，而拖拉机维修经常需要配件，他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门路，就开了一个配件厂。他用赚的钱买一辆汽车跑运输，于是又扩大经营，搞汽车配件;汽车需要汽油，他又搞起了油库。他的油库在华北地区都很有名气，铁路专用线能通到他的油库里。他还搞房地产和投资业务，成了正定有名的大企业家。而在他起步的那几年，正是习近平同志细致具体的富民政策让他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在采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曾经对我说：“正定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要超过正定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一点，他说到做到了。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1年增长56%，人均收入增长75%，正定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正定经济发展的速度。赵德润：通过调查，我认为第一个因素是为农民减负。过去，正定的征购任务高达7000多万斤，平均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就有将近200斤的负担。农村大队和社员只能靠增加投入，加大水肥，才能保持住高产量和高征购，这样种粮食的成本就高。有些地方交了征购，农民就没了口粮，只好到别的县买高价粮当口粮。这样一来，不可能不穷。据我所知，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县之后，不想在逐年加码的征购任务上再出什么“政绩”，他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摘掉“桂冠”，让人民喘一口气。他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商量，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经过反映和调查，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很感动。我感觉他给正定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要知道，在绝大多数时候，考量一个官员能不能升迁，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他的政绩。习近平同志在可以表现政绩的时候却不要政绩，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一条，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农民收入快速提高的第二个因素，也是以后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就是依托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在习近平同志主导下，农民养鸡、养牛、养羊、种植瓜果蔬菜，给城市供应肉蛋奶、充实“菜篮子”。正定紧挨石家庄，供应链短，运输快，各种副食品源源不断输入城市，正定老百姓的腰包很快就鼓了起来。这个情况证明，只要有了好的环境、好的政策，农民勤劳致富是非常快的。与此同时，正定还发展编织业、机械配件、化工原料、服装、家具、食用菌、花卉、家用电器修理等产业，为城市服务。另外，正定的农村还有大量劳动力为城市建设服务，农民成群结队到石家庄打工。赵德润：我和习近平同志在4月19日那天谈的比较多，也比较深入，由此奠定了这篇文章的基础。之后20多天的采访，是不断充实内容的过程。正定离石家庄15公里，我那些天就待在正定，不回石家庄了。考察之余，就和近平同志聊天，了解情况，进行讨论。我们有时候在招待所讨论，有时候到他办公室讨论。那时候，近平同志也是一个人生活，除了工作以外，他晚上还会去招待所给我送些吃的，一进屋就说：“别辛苦了!休息会儿，休息会儿。”我们一边品尝他带来的小食品，一边抽烟，一边聊工作。他抽的烟是“荷花”牌，和普通农民抽的一样。当时一些县乡干部抽的烟也比他的好。其实，他完全有条件抽好烟，但他只抽这种便宜的烟。我们聊天的时候，经常碰撞出思想火花、语言火花，我就第一时间把这些话记下来。比如“靠城吃城”，“为城里人服务，掏城里人腰包”，这样有点儿俏皮又十分生动的语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大丰富了我的采访。我一直在考察，在和他讨论，在消化吸收他的思想。那时候不像现在用电脑写作速度这么快，当时我都是在大稿纸上写，反复修改，最终成稿是5300多字，《人民日报》当年刊用2100多字。那个时候的《人民日报》版面远没有现在多，一共8个版，中央的时政、报道、社评，还有国内外大事占很多版面。在这样的头号大报上，登一个县2100多字的文章，确实不算少。虽然刊出的文章骨架是完整的，但很多具体事例被删掉了，总觉得有些遗憾。后来，我自己出作品选的时候，就把5300多字的原稿收进书中。我没想到31年后，《人民日报》又披露了《正定翻身记》的全文版。采访组：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您现在虽然不在新闻报道一线了，却始终关注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变化。您作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有什么感想?赵德润：十八大以来的种种施政，种种变化，最终都是落实到维护人民利益上，这也是习近平同志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的不懈追求。我还记得，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点，实际上和他在正定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很简单，很朴实，就是追求人民的福祉，就是强调领导干部对人民的责任。习近平同志当年是正定县委书记，如今是我们党的总书记。30多年过去了，他的人民情结，他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是始终不变的。这一点与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1969年，15岁的少年习近平到陕北插队，在梁家河这个黄土高原上封闭的小山村一待就是7年，吃了那么多苦，别的知青都走了，他还留在那里，一边和农民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打成一片，一边读自己带去的两箱子书，读能够借到的书，对人生、对国家前途命运有了自己独立深入的思考。这一段经历，是他成长中非常重要的过程。从那时起，他不仅从书本上了解了世界，也从现实中了解了农民，了解了人民的疾苦、期望和感情。正定，则是他从政的起点。在这里，他把过去的积累，把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运用到工作当中去。自此以后，他从正定到福建，再到浙江，到上海，一直到中央工作，他始终都记着人民，他讲到“人民”二字的时候，感情非常深。在习近平同志眼里，“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人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最高的。正定的朋友贾大山病了，他从福建赶去探望;当年的同事吕玉兰去世了，他深情地写文章悼念。他是个讲感情、不忘旧，重情重义的人。赵德润：1984年我采访习近平同志的时候，他31岁，我38岁。面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县委书记，我对他的感觉确实是很不一般。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在正定履行我的职责，忠实地记录这座古城的沧桑巨变，记录那里可爱的、奋进中的人民，也记录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锐意改革、执政为民的历史。习近平同志后来历任重要的领导岗位，但他对正定一直念念不忘。在我的内心，也一直珍藏着这份君子之交。后来，他到福建工作，给河北的同志写信还打听我的情况。再后来，我在河南分社当了十几年的社长，逢年过节我们通过贺卡互致问候。我的一个朋友调到浙江分社任社长，习近平同志看了他的简历，就问他：“认识赵德润吧?”“认识，那是我们的社长。”后来，这位朋友告诉我：“习书记很关心你，还打听你的情况。”在2006年，我们在杭州有一次深谈。当时，我在《光明日报》任副总编辑，到浙江记者站考察，他刚从温州台风救灾现场回来。那天，我们在西湖边长谈了一次，他详细谈了他从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和非同一般的心路历程。他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锤炼自己，让自己能够倾听各种意见，能够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包括伤害过自己的人，他也会真诚地去团结他们。这次谈话，我们谈得非常真诚。10多年过去了，其中有些内容也比较模糊了，但那份感动，那种影响，一直对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习近平同志是一个有思想有作为有担当的人，而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他同时又是坦率和真诚的人。有些领导干部一旦官做大了，架子就大了，就变得高深莫测了，而习近平同志仍然那么平实、随和，实在难能可贵。十八大以后，我和习近平同志没有见过面，交往主要通过信件。他太忙了，不宜再去打扰他，不能干扰他的工作，他的时间太宝贵了。赵德润：习近平同志要求新闻工作者转作风、改文风，讲得很有针对性。随着科技发展，人们获取信息更方便了，记者的工作也更加便利了。但再怎么便利，也不能代替记者到一线去深入实际观察体验，那样的新闻才更有质感，更有价值。他提倡文章“短、实、新”，我感触尤深。我们现在在文风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仍然可以看到和听到很多套话、空话，这和脱离实际是有一定关系的。领导干部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文风还是要追求准确、鲜明、生动。习近平同志讲话、写文章就很有特点，朴实无华，很接地气。1984年我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讲话不搞“穿靴戴帽”，没有官话、套话，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怎么想、怎么干，“正定县”怎么做、有什么效果，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我们经常讲新闻理想，其实，新闻理想和我们国家、民族的理想是一致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治国治军，我们重拾了党心，振奋了军心，赢得了民心。现在回头一看，四年多时间，我们党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情，确实令人惊叹!短短几年好像过了好多年，国家各方面的变化之大、进步之大，都是以往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