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 - 观察者网-中国关怀 全球视野

近些年来，良渚考古每每有重大发现惊艳学界，声名甚至远播海外。业界泰斗伦福儒就说过去远远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度。这是国外学者长期对中国考古不甚了解，在认真关注之后发出的感慨。但国内至少部分人譬如我却恰恰相反，在很长时间里担心的是不要过早过高评价良渚文化的成就，怕说过了头，贻笑大方。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国内学者明确地表达良渚社会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观点的人没有几位，反倒是主张良渚还处在酋邦社会阶段的研究者似乎更多一点。例如兴师动众十多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直到第三期结束时（该项目从2002年开始，连续开展了四期、十四年）才提到良渚就是国家，就是文明。但作为工程的参与者，我很清楚当时有关的证据仍嫌薄弱，这个观点在当时的工程内部也没有得到一致的明确认可，把它写到工程第三期的结项报告里，其实我也是有几分心虚的。但从去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文明”是一个有多种解释、定义的概念。小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大到整个人类在其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每一点成就和全部成就，都可以叫作“文明”。“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社会组织，当然也是文明成就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和“国家”是同义词。摩尔根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其“文明”大致就是这么个用法。本文也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明”和“国家”这两个词。“国家”也是个歧义颇多的概念。大致上，国家的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按照“地区原则”来划分自己的人民；（二）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第一条内容并不适合中国历史的情况。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譬如商周时期，社会并非是按照地区原则规划组织的，而是保留了氏族社会的血缘集体——我很赞成这个意见。所以，国家的本质就剩了一条——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其又多被强调为“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 01不过，对于考古学而言，困难在于在绝大多数考古学的物质资料中，只保留了权力行使的结果，如战场、人牲杀殉等（就算这些结果都能保留了下来，且都被考古发现了），却很难发现有关行使权力过程的记录。也就是说你无法直接知道这些结果究竟是由什么权力主体造成的，权力的强制性有多大。在尚未产生文字的史前时代，尤其如此。所以，考古学家只能从这些现象反推造成它们的背后的权力的权威强度或性质——这真是个不得已的办法！因此，主要是形成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国家理论中列举的文明的特征、要素，虽然业已成为考古学家评估考古现象时的依据。但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而言，经典作家提出的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这三条文明标志和考古学对其进一步的补充，02 依然是考古学探讨这个问题时的主要工具。当然，这些主要提炼于近东考古资料中的文明标志是否完全符合史前中国的情况，是大有探讨空间的。对此，我的这篇小文力所不能及了。那么，良渚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从大量考古发现得知，良渚生产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以及漆器、丝绸、象牙器等，还有大量精致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不仅意味着农业和手工制造业之间的存在确凿的分工，制造业内部如制玉业内部还有细密分工，即良渚的社会分工十分发达。又从众多墓葬、墓地的资料看，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反山 03、瑶山 04等贵族专属墓地积累的大量财富与普通墓地的情况反差如此巨大，据此可以认为良渚是个阶级社会。以上两项的相关资料非常丰富，兹不详细列举和展开讨论了。以下想就良渚其它几项文明成就做些讨论。2007年，在瓶窑镇葡萄畈地点发现了堆筑城墙。寻此线索，很快确认出一座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古城。最近，考古学者又发现可以将古城南部的卞家山、东部美人地等几条长达几百乃至千米以上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垄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很可能围成一环外城。如此，古城的面积倍增至800万平方米。 0506良渚的考古工作者很早就知道在古城以北、大遮山南坡脚下，沿山有一道人工堆筑起来的长达4.5公里的巨大土垣，又叫塘山遗址。塘山土垣在很长的段落上为内外双重结构，建筑方法一如古城城垣，规模也同样宏大。关于这道东西向一字拉开的土垣的功能，曾经有不少推测，其中一种是防备大遮山上的山洪毫无遮拦地倾泻而下，以此来保卫古城。也是在最近几年，塘山土垣系水利工程的推测得到新的考古发现的有力证明：在4.5公里土垣的西端，考古学工作者发现向西南方向，有一连串自然岗地，岗地间被类似土垣的人工堆筑土垄联系起来，于是在古城西北方向围起来水面海拔高约10米、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区。在蓄水区西北方向的大遮山最大山口处，又发现了若干封闭山口的人工堆筑高坝，坝顶海拔高约20米，可以拦蓄百年一遇的大涝山水。07 至此，田野考古完整地揭示出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这样一套规模宏大的建筑体系（图01）。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建筑于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年代略早于古城的始建。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浅水沼泽上拔地而起的。可见，建造水利系统一开始是有改造古城所在广大地区水环境的工程学目的的。又如许多学者分析的，水利工程建成之后，除了防御洪灾之外，它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即起到了水路运输的作用。设计这项庞大的工程，无疑需要对当地水文、气象、年均降雨量和最大降水量等深入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完成这项工程，也需要高超的测绘技术和建筑技术。关于后者，在对古城城垣、塘山和岗公岭等水坝的发掘中，已经揭示了当时人们营建这类大型土建时对基础处理、基础用土和坝（墙）体用土的不同选择以及堆筑过程中草包泥块的分段和错缝堆砌等复杂工程技术，令人叹为观止。良渚古城和外围的水利系统是个规模庞大的工程。浙江考古所王宁远先生告诉我，据他的计算，古城城垣、外城以及水坝坝体，再加上古城城内南北400米、东西600米的莫角山高大堆筑台基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若以开采、运输和堆筑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要1人/日计， ① 估算所需3300万人/日；若每天出工1000人，每年出工30万人，整个工程需要连续建造110年。也许工程施工的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慢条斯理，而是集中在几个较短的时段中特定季节完成的。如果是这样，则每天动员的人众数量就更大。发动如此规模的劳工队伍，对其令行禁止地分配调度、为其提供包括工具、饮食等后勤保障和进行有效的工程质量监控，这是一整套系统工程，而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高度权威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机制。推测它具有相当程度的强制性色彩，当不为过！这是源自2016年最新考古发现得来的认识。多年来的考古，让我们对良渚文化一般村落有了较多的了解。根据桐乡普安桥 08 、新地里 09，海宁皇坟头10，余杭玉架山 11、茅山 12等遗址的发现可知，这个时期的村落面积（不计村落外部的田地）多在1万平方米上下，村落内分散坐落着不到十座的住居建筑，其旁往往还有墓葬等遗迹，也即多不过十户的小家庭的聚居形态。出土遗物多为普通家居生活用陶制器皿、耘田器、刀、石犁等石质工具等。